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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陪审团制度》读书摘抄(节选)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  朱秀峰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作者是Randolph N. Jonakait,由屈文生、宋瑞峰、陆佳翻译,由法律出版社于2013年12年第一次出版。
这本书突破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司法体制以及我国司法制度的根深蒂固的意见和态度。本文完全是读书时的摘录,现将部分摘录内容与同仁分享,期望得到共同的思考。
        
        我没有产生那种认为若没有陪审团,这些审判会通过某些方式变得更加完善的看法。替代选项是什么?仅有的选项是,要么不进行审判,要么进行法官审判(bench trail)。不进行审判意味着进行辩诉交易。极少数法律纠纷是由某种形式的审判解决的,审判其实并不被视为文明的争端裁决方式。相反,它们是种威胁。要做一名出色的出庭律师(trial attorney),往往倒并不意味着要在那些偶尔到了法庭上的案件里表现出色,而是要在许许多多并不上法庭的案件中有效地进行谈判。审判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确保大多数案件都会以调解或者辩诉交易告终。
        陪审团审判并不容易安排,只有在双方显然都真正做好了诉讼准备的情况下,才能将一起案件呈交至陪审团审判的法庭里。这通常意味着双方的证人都必须到庭。但是,如果他们都到庭了,该案件仅仅会被标记为可以开审。如果陪审团审判的法庭已经被其他审判占用(通常都是如此),那么该案件就会被推延至另一个日期,那里这一程序必须重新开始。这一制度往往挫伤了其他被告人进行陪审团审判的意愿,然而,法官审判往往会使那些真正希望进行陪审团审判的人泄气,陪审团审判的替代选项是法官审判,而法官们并不是没有感情的神,他们也是人,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摆脱自己生活经历的限制,他们披上法袍时都有意无意地承载着这些经历。
        大多数刑事辩护律师都会认识到这样一个生活现实:陪审团大多数情况下会作出有罪裁决。这个事实可能会使我不再对陪审团制度抱有希望,但我还是一再为陪审团履职的严肃程度感到惊讶。人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被挑选出来,受命担任陪审员。多数人都不喜欢这个活,他们为了到庭必须作出牺牲。他们被要求做出关于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的决定,并评估一些他们永远也不希望遇到的情境和遭遇。若这些普通公民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被要求做的事,这是很好理解的。但他们其实会关心。不管我是否同意他们的决定,我都观察到,陪审员们几乎总是为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苦苦思索。
        具备更优证据的那一方通常会在陪审团审判中胜诉,但陪审团的组成可能至关重要也仍是一个事实。陪审员们主要受常识和逻辑的影响,但有时一场煽情的发言倒是最佳策略。那些不够聪明或教育程度不高、无法理解复杂问题的陪审员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这项任务中,这使得他们具备的知识通常比任何法官所具备的都更有价值。一般来说,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陪审员比法官更值得信任,但也不能在每一起案件中都信任陪审团。
        作者认为:
        一、陪审团制度十分重要。它不仅对于要由陪审团来决定其纠纷的诉讼者来说重要,而且对于要受这些决定影响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来说也很重要。陪审团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他们在美国的政府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当前的美国陪审团制度运转甚佳。陪审团在做决定时要比许多人设想的更为理性。我认识到人们,包括执业生涯早期的自己,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诸如陪审团的组成、律师的表现等因素对审判结果的影响。事实是,向陪审团出示的证据是决定裁决结果的首要因素,这是陪审团运转甚佳最核心的原因。
        三、它还有改进的空间。既然陪审团的裁决是根据出示的证据所作出的,产生更好的陪审团裁决的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改善陪审团所获取并需要考虑的信息——即改善向陪审团出示的证据。
        第一章  概述
        从“美国陪审团制度”这一提法来看,美国似乎只有一种陪审团制度,但实际上,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有很多种,多法域的法律体制产生了多种陪审团制度,即使在同一法域,一地的陪审团制度也可能与另一地存在差异。此外,适用于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制度,虽然与用于民事案件的陪审团制度相似,但也有差别。不过,这些制度确实有着大量的共同特征,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称为“美国陪审团制度”。
        刑事案件中运用的陪审团制度在全国显示出的相似程度要大于民事案件中的相似度。联邦宪法第6条修正案保证了“被告人在一切刑事诉讼中,享有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被告人的这一获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是有限的。宪法说的“一切”,但最高法院解释的第6条修正案权利并不适用于“轻微”犯罪案件。最高法院将可能被判6个月以下监禁刑的犯罪称为轻微犯罪案件,这类案件中的被告人并不享有宪法上的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联邦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民事案件由陪审团审判,但《权利法案》中的这一条文仅适用于联邦案件。每个州也确实为民事案件规定有陪审团制度,但各州在民事案件陪审团的制度设计上较刑事案件有更大的自主权。
        不经审判解决刑事案件的方式
        陪审团审判只是解决法律纠纷的诸多方式之一。刑事案件发生后,当事人本可报案,但选择不报案的,是第一层次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在事实上能够终结案件;所有研究都表明,不报案的比例并不低。
        与以上相似的解决方式是,警察本可提起刑事指控,但选择不指控的,也是一种解决方式。执法当局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一条规定要求他们每次在依法可执行逮捕的场合均要做出逮捕的行为,如此,一起潜在的刑事案件得以解决。公民并无强令警方做出逮捕行为的法律机制,而警方的不逮捕决定通常可终结一桩刑事案件。
        在某种意义上,“未能破案”也是案件的一种解决方式。在已受理的案件中,能以逮捕方式而“结案”的比重,在种类不同的犯罪类型中存在着差异。杀人案件中,大约2/3的案件能将嫌疑人逮捕,而在夜盗罪案件中,这个数字大约为1/7,对于重罪(即可能判处至少1年监禁刑的严重刑事案件)而言,总的破案率约为20%。总之,大量刑事案件会因抓不到嫌疑人而得以“解决”。
        与警察相似,检察官也起着过滤作用。即使警方逮捕犯罪嫌疑人,检察官也不一定向法院提起诉讼。检方不起诉的原因有很多,如证据不足或受害人不愿提起诉讼。正如公民不能强迫警方做出逮捕一样,他们亦无法迫使检察官提起诉讼。检方对已被捕者不起诉的频率,从全国来看,这个数字约为10%。
        重罪还可能进一步被“过滤”掉。包括联邦法院在内的大约20个法域要求重罪的起诉必须有大陪审团公诉书(a grand jury indictment),但是,在多数法域中并不需要大陪审团公诉书,而只是需检察官起诉书(information)即可进行。在这些地区,提起检察官起诉书之前,通常需要对案件进行预审,预审在法官处公开进行,被告人要到场,并可对证人展开交叉询问。由于预审的目的并不在于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仅决定证据是否足够充分,从而能够提起起诉,所以并不会展示全部证据。诉讼被驳回的比例有小有大,当然与检察官前期过滤比例存在很大关系。一般来说,经过预审,约不到10%的诉讼会被驳回。
        提起诉讼后,各种审前动议(pretrial motions)可能会被提出。被告人会通过各种努力,例如通过主张证据系通过违宪而获得,阻止证据进入审判程序。如果审前动议的处理需要更多信息,会在法官处举行听证,无需陪审团在场。审前动议确实也能使某些诉讼被驳回,但比例很小,大概只有不到1%。
        多数刑事案件并不经过审判程序,因为它们经控辩双方的“辩诉交易”即可解决。从全国来看,认罪答辩率各不相同,但经过种种“过滤”之后留下的案件大都是认罪的,在已决犯中,大约90%的被告人会作认罪答辩。检察官只想让陪审团去审理那些有把握定罪的案件,检察官通过对某些案件抗诉来提高胜诉的概率,当然,更多的是,他们采用辩诉交易来实现这一目的。
        影响到案件进入审判程序比例的,还有法定量刑(mandatory sentences)(也译为“确定刑判决”、“强制判决”,是指法律对某种犯罪规定了明确的刑罚,法官在量刑时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在陪审团给被告人定罪之后,如果法官在量刑上没有自由裁量权,或自由裁量权很小的话,那些明显有罪的被告人,可能就不会有认罪的积极性。正因如此,案情相对清楚的罪案,通常不会籍辩诉交易来解决,而是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如此,大约60%到80%的刑事陪审团都会作出有罪判决,也就不奇怪了。
        公诉人的政治考量(political nature)也会影响到案件进入刑事陪审团视野的比例。当案件受到公众广泛关注时,公诉人因为要考虑民意,所以就不大可能提出辩诉交易,进而做出司法让步。谋杀案较其他类案件由陪审团审判的比例更高。“谋杀罪有41%是通过审判才定罪的,其中33%由陪审团审判。”由于控方对辩诉交易墨守成规,甚至愿意把证据薄弱的案件诉到法院,这都是造成谋杀案被告人会走到庭审这一步的概率大的原因。因此,“检察官在谋杀案中的败诉率较在其他重罪案件的更高,大约是30%比15%”。
        既然较证据充分的案件而言,公诉人更愿意在那些证据较薄弱的案件中提出辩诉交易,所以有些被告人如经陪审团审判,本来会被宣判无罪的,但在辩诉交易条件的引诱下,很可能会认罪。
        刑事案件中的法官审
        只有约5%到15%的重罪案件最终进入开庭审判程序,但是,即使是案件已授权由陪审团来审理,许多案件仍由法官单独审案。
        被告人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希冀案件由法官单独审理。她可能担心审判前的舆论或犯罪的特质已经引发社会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而单独审案的法官则能够冷静地将精力集中在证据之上。只应对法官的被告人可以更好地准备辩护技巧,又或者她觉得证据实在是太过复杂,以至于法官会比陪审团更能清楚把握。检察官也对法官审青睐有加,这是因为它比陪审团审判更节省时间。
        被告人获得由陪审团审判的保障后,除非她本人同意,否则不可强制其改为法官审,但同时,很多地方也规定,仅基于其个人要求也未必即获得法官审,约半数的州以及联邦法律规定,只有检察官和法官也同意,才能进行法官审。陪审团审判是宪法赋予被告人的权利,但法官审不是。
        法官审的比例全国各不相同。联邦刑事审判中法官审约占14%,在“审判”语义相同的情况下,哥伦比亚特区占重罪审判的比例为2.82%,弗吉尼亚州则为77.38%。
        检察官可以对法官审行使否决权,但只有一半的州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力,这也是法官审比例悬殊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原因,法官审的地方法律文化显然因地而异。就全国而言,约30%的重罪案件以法官审方式解决。
        刑事案件的上诉
        被告人一旦被裁决无罪即宣告案件的终结,检察官不能以上诉或其他方式推翻无罪宣判。相反,被告人得到的即便是有罪判决,也并不一定就是最终结果,因为所有已被定罪的被告人都有权提起上诉。绝大多数被告人在被判有罪后都会行使这一权利。但是,上诉者鲜有成功之人;从全国来看,只有不到1/10的上诉人能在上诉法院获得成功。成功者中很少有人能争取到驳回公诉,大多是获得重新审理的机会。目前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尚不确切,但大部分争取到重审的被告人还会被定罪——当然有的是通过重审、有的是通过辩诉交易的方式被定罪的。
        第十二章 改革
        陪审团颇能胜任认定事实的工作,他们将社会价值观注入一般性的法律裁决中,他们成为法官与检察官权力的制约,他们的裁决几乎总能被诉讼当事人与社会所接受。不过,我们的陪审团制度运转得很好,并不意味着应当停止改革的努力。
        但是,对陪审团的错误印象往往会影响改革的努力,掩盖需要改革的重要领域。人们认为法律之外的因素——例如陪审团的种族或性别结构、检察官与律师的表现、当事人的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对陪审团裁决有极大的影响,但数据显示的情况却相反。虽然我们不能忽视陪审团遴选顾问和调查问卷的潜在作用,或陪审团成员的种族、性别与教育程度对其裁决的影响,但改革的努力应当着眼于这个关键的事实:证据是陪审团裁决的首要决定因素。由于对陪审员影响最大的是向他们展示的信息的质量,故完善陪审团裁决的最佳方式是改善陪审团所接受并需考虑的信息,证据质量越好,产生的裁决就可能变得越好。
        对抗制过于频繁的失灵
        有项研究调查了1973年至1995年在美国宣判的超过5750起死刑判决,发现在上诉审查以及定罪后进行的审查中,68%的死刑判决被发现含有严重错误。各州的定罪后审查阶段中发现的最普遍的错误是“辩护律师严重不称职的表现(导致37%的各州定罪后审查中作出的撤销决定”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那些事后被审判时尚不具备的DNA技术证明的有罪裁决中,超过1/4的裁决结果主要是受辩护律师糟糕表现的影响。
        这个问题是有好几个原因的。宪法规定,必须为那些因太穷而无法自行聘请律师的刑事案件被告指定律师,在全国范围,超过80%的受重罪名指控者是由公费聘请的律师代理的。一项项研究证实,这些律师的表现差异极大,有的很优秀,有的很糟糕,表现糟糕的部分原因是官方指定的律师所获得的酬劳与支持少得出奇,低酬劳不可避免会导致案件负担繁重,准备工作敷衍。
        此外,最优秀、最聪明的律师往往更喜欢从事其他法律工作,而不是为那些受到刑事指控者进行辩护。尽管有许多优秀的辩护律师,但很遗憾,也有一些人不具备最高的水准。“199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路易斯安那州被处决的被告中有13%的人曾由受过处罚的律师代理,这一比率是全国律师的总体受罚率的68倍。”
        对抗制依靠的是尽责、有能力、为其委托人努力工作的律师,但至少在刑事案件中,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什么信心认为向陪审团展示的是最佳信息了,若辩护律师工作不称职,证据质量就会降低。
        改善证据开示过程
        就算是尽职、高水准的律师也无法出示他们没能发现的东西。由于刑事案件中的证据开示过程所受限制太多,刑事案件的双方总是不知道也无从得知其对手所掌握的信息中还有哪些没有开示。因此,陪审团总是无法了解重要的证据。《芝加哥论坛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81项定了杀人罪的裁决被推翻了,要么是因为检察官展示的证据证实是假的,要私是因为他们没有展示无罪证据。有项研究调查了一些被DNA分型技术证实有错的有罪裁决,发现其中大约40%的案件里检察官的表现与此类似。不过,问题肯定比这些调查所显示的大得多。未展示的证据往往一直被隐藏着,我们实在无从得知其他案件里有多少因为没有展示相关信息而受到影响。
        如果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证据开示过程得到改善,那么陪审团制度就会运转得更好。
        证据的保存
        一个良好的陪审团制度有赖于优秀的辩护律师,以及能让他们发现信息并在审判中将其展示的途径。但这类信息只有在得到了保存的情况下才可能被展示。保存证据的方法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可能是因为未保存的证据的重要性难以评估。如果证据不存在了,那我们就无法评估其价值。
        由于没有有价值的证据,一个无罪的人被送进了监狱。陪审团裁定一个无罪者有罪,但错误并不在陪审团,就陪审团掌握的证据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作出最佳表现了,他们只不过是没能掌握所有的证据。
        审判中最关键的时刻
        陪审团审判中最关键的时刻,不是挑选陪审团的时刻,不是询问与交叉询问证人的时刻,不是法官作出指示的时刻,甚至也不是陪审团商议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刻是证据被(或本应被)收集、生成或分析的时刻。如果证据没有被尽早收集,它往往会不可逆转地消失。若没有对相关证据进行完善而充分的收集,陪审团裁决所依据的就远非最佳证据。
        法律没有多少关于潜在证据收集的规定,就算有,它的所有规定除了口号性作用外,恐怕不会产生其他什么作用。好心办干事的调查人员已经假定自己有效地收集了所有相关证据。
        即使如此,证据收集也是可以完善的。出发点不在于法律规定,而在于研究证据收集方法,训练证据收集人员。完善的空间很大,困难也很大。注意力需要集中在这个真正根本性的问题上:我们的证据收集、生成与分析工作做得怎么样。对证人进行访谈、使证人做好准备的工作是这个证据收集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
        使证人做好准备
        证人们并不会未经邀请就径直走进法庭,告诉陪审团他们所了解的情况。证人是需要被发现的。必须对人们进行访谈。还要对信息进行分析。但并不是说这之后就不管证人了,让他们等着被传唤出庭。可能要对他们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访谈,这也许是为了了解是否能获取更多的信息,但同时也是为了使其做好作证的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可以帮助证人组织好其了解的信息,通过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将信息逻辑严密地陈述出来,以此生成更好的证据。
        在现实世界里,并非所有证据在判定谁是犯罪者之前就全部收集到了。实际上,调查人员已迅速地“判定了”谁是有罪的,然后他去搜寻证据,不是为了了解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嫌疑人,而是为了证实自己认定某个人有罪的结论。因此,在每次调查中的某个关键时刻,信息收集工作的性质就从公正地调查谁犯了罪,变成了构建对某个特定的人不利的论据。这样一来,调查人员自然会去获取所有能证明他们认定的人有罪的证据,而其他证据就被忽略了。
        进行访谈的法律工作者们通常已想好自己希望证人说些什么,而且常常有意或无意地试着诱使他们说出那些内容。这种成见会影响所获取的信息。比如,提问题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其回答,问题中包含的信息可能会进入证人的证言中。调查者甚至还可能更为直接地提供答案。“证人预先演练的次数越多,他在加快时就越自信、越详细。而证人表现得越自信,陪审团就会认为其证言越准确,尽管自信度与准确度间并无任何关系。”
        一种可能减轻审前影响的措施是规定警方讯问嫌疑人时必须录音。这种录音会阻止不当的讯问行为,因而提高讯问得出的所有说法的可信度。此外,相比起对某个事件的口头描述,录音为陪审团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信息。当然,警方对嫌疑人的讯问只占律师和其他调查人员与证人所有接触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一条规定了所有这类谈话都必须录音的规则以及那些可以为审判所利用的录音,能使准备工作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肯定能生成陪审团目前还无法获取的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在会对陪审团产生影响的改革措施中,很少有哪条措施像这条那样重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更好的访谈技巧,也指出了这些技巧尚未得到采用这个不幸的事实。“在分析了美国警方对愿意合作的证人进行的调查后发现,警方犯系统性的、本可避免的错误,限制了他们所能获取的信息量……有些显著的错误是:(1)提出了太多封闭式的问题,太少开放式问题;(2)在证人陈述作答的过程中频繁地打断他们;(3)以一种预先设定好的死板的顺序提问。事后看来,警方讯问程序之糟糕倒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警官们在对愿意合作的证人进行访谈方面只接受过极少,甚至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
        改善证人的指认
        证人指认通常能起关键作用。由于其重要性,证人指认引起了许多研究。研究一致证实了两个关键点,第一,证人指认中会产生许多错误,第二,陪审员们不擅长区分错误的指认与正确的指认。因为证人指认往往很重要,往往会出错,而且往往受到陪审员的错误判断,所以它们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有罪裁决。在那些通过DNA检验证实被告无罪的案件中,错误的有罪裁决中有84%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错误的指认为依据的,这一发现和70多年来进行的许多研究结果一致。
        一种可能的完善措施是利用专家证言来使陪审员了解与错误指认率的提高存在关联性的各类情境,但这一改革措施价值有限,陪审员可能会对指认获得新认识,但一般性信息对于判断某起特定案件中的某个具体指认是否准确,作用不大。
        需要改革的其实是审前程序,向陪审团展示的指认结果越准确,得出的裁决质量就越高。我们能做的最为重要的改变就是改善证人证据本身的质量。
        已有大量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列队指认(lineup)所采用的程序上。当陪衬者与嫌疑人外表明显不同时,错误的指认会增加,但过高的相似度可能会使证人混淆,致使准确的指认减少。数十年的研究还表明,证人看着列队时,总是假设犯罪者就在其中,并挑出那个最像罪犯的人。要避免这个问题,只需告诉证人罪犯可能在,也可能不在队列里。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改善证据是改善陪审团裁决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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